公元1248年，蒙古帝国的第三任大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突然去世，令人震惊不已。他的死因异常，毫无预兆，且在临终时未能指明继承人，这使得蒙古帝国的权力格局瞬间陷入混乱。贵由的骤然去世点燃了蒙古帝国内部的汗位争斗，形成了一股权力的漩涡，迅速蔓延开来。
贵由未留下明确的继承人，导致帝国内部的权力空缺无法填补。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堪比火山爆发般的汗位之争，诸多蒙古贵族纷纷出手角逐，争权夺利，局势日益紧张。到了1250年，即贵由去世的两年后，位于伏尔加河的拔都，以“蒙三代”中的最长者身份，发起了号召，邀请蒙古各部诸王齐聚钦察草原，共同商议推举新大汗的事宜。然而，拔都这一举动立刻引来了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联合反对，使得原本局势紧张的蒙古贵族之间的汗位之争，进一步升温，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。
与此同时，蒙古高原的气候异常，数月未曾降雨，广袤的大地上渐成赤土之色。这里原本是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，然而缺水和干旱让牧草枯黄，牲畜大量饿死，局面异常严峻。更糟糕的是，河流干涸，土地龟裂，天空仿佛与大地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枷锁。与此同时，这一切灾难如火如荼地传至南宋的川蜀大地，给当地带来了深切的关注。身处四川的余玠，此刻也感到北伐的机会终于到了，他的梦想或许能够实现。
展开剩余79%进入1250年冬季，重庆府的余玠正值湿冷的夜晚，静静地在灯光下，审视着川陕一带的地图。余玠已经在四川担任制置使八年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砺，他从年轻时的锐气渐渐变得沉稳，步入了人生的中年，走向了天命之年。川蜀局势自他刚入蜀时的破败，逐渐恢复至一片生气盎然。然而，尽管面容依旧英俊，曾经的青春已被岁月悄然带走，余玠仍然心怀壮志，那份收复汉中、夺回凤翔、恢复川蜀的梦想，依然未曾熄灭。
余玠多次盯着地图上的汉中和关中一带，深陷冥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，他已确认，兴元府（即汉中）与关中平原失去联系，蒙古高层内斗让这片重要的战略地区陷入孤立。余玠感到，这正是时机，是他能够收复汉中的最好机会。再加上蒙古高原的干旱和汗位之争带来的动荡，他认为现在拥有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优势，北伐汉中的计划，似乎已势不可挡。
余玠的决定迅速付诸实践。在秘密发布了协同作战的命令后，川蜀的各路军队开始悄然集结，兵力逐渐集结到嘉陵江北岸。随着各路人马汇聚，战鼓声声，整个四川都为即将开始的北伐行动而沸腾。利州府的余玠设立了指挥部，指挥官们开始执行预定的计划。
余玠将计划安排得井然有序。指令下达后，利州都统制王夔领兵三千，迅速沿米仓山一带扎营，保障粮道畅通。巴州知州谭渊则带领六千士兵逼近汉中，阻止敌军增援。而中军统制张实则带领西路军沿阴平道向汉中进军。四路兵马齐头并进，按计划在五日内在兴元府外围合，三面包围汉中，形成了强大的攻势。
此时，经过长时间的布局与准备，余玠终于来到了关键时刻。五万大军汇集在兴元府外，气吞万里如猛虎出笼。士兵们士气高昂，个个气吞万里，期待着随时出击，完成这场早已筹谋多年的战役。
然而，兴元府内的守军并没有像余玠预想的那样软弱可击。蒙古的安抚使夹谷龙谷冷静地站在城楼上，望着外面整装待发的宋军，深知余玠的计划已深思熟虑，显然是蓄势待发的必胜之局。
余玠站在阵前，发出强有力的号令：“投降吧，将军！援军不会来了！”然而，夹谷龙谷反问：“若你我换位，你会投降吗？”余玠未作正面回应，只是继续劝道：“将军，金朝早已灭亡，你为何要为昔日仇敌守土？汉中自古是我汉地，为何要违背天命？”
但夹谷龙谷并未动摇，回答道：“蒙古灭我国，宋人手中岂无我故君的鲜血？”余玠感受到他眼中的仇恨，明白言语已经无法改变对方的决心。于是，他下令继续攻城，但在局势的反复中，他也清楚，这场攻坚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。
很快，局势发生了变化。由于蒙军援军的不断增援，余玠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几乎所有的攻城兵力都投入到了一线作战，但随着援军的抵达，局势愈加胶着。数日后，余玠迎来了突如其来的困难：大散关通往汉中的栈道被意外修复，而原本被他烧毁的栈道重新被修复了。这让原本岌岌可危的蒙古援军，找到了补给和兵力集结的突破口。
与此同时，后方的王夔也并未完全按计划行动，他在后方的粗暴处理和频频发生的意外，使得余玠的战线变得更加混乱。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，余玠所设的“车轮战术”被彻底打破，无法再持续下去。
几经辗转，经过长时间的鏖战，最终余玠不得不承认，他的北伐汉中的梦破灭了。尽管他和将士们用尽了心力，但面对蒙古的强大援军和复杂局势，余玠依旧只能忍痛撤军。返回四川后，余玠对这一失败感到深深的遗憾，而汉中一战，也成为了他未竟的梦想，永远埋葬在了崇山峻岭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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